大家 | 黄达：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完成使命 | 忆旧纪年Ⅱ（二十七）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Ⅱ》，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Ⅱ》的第二十七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是刚过3月上旬，我从天津赶回北平，紧急准备接收平津第一批招收进来的新生入学。

到北平，直接到位于西皇城根的华北学院（全名应该是华北文法学院，当时交谈中大多把文法二字省略）报到。进到华北学院，看出这里曾是清朝的一座大的王府。好大的院落，有许许多多高大的厅房，还有花园。华北学院是北平原来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排位靠后。可能在我们进入北平之前，已经列入不准继续办学的名单。后来，有华北学院由华北大学接管的说法，也有与华北大学合并的说法，等等，由于当时没有参与，详情不知。

可能是在天津招生期间即被告知，我已经被任命为一个政治班（班的序号已经全然忘记）的班主任。到了华北学院，就是说要立即进入角色。每个政治班大约二百人，在华北学院里同时还安排了几个这样的班，但其他班的情况也全然回忆不起来了。

属于各个班的入学新生名单已经由学校，也许是由政治学院（政治班属于政治学院）确定。同时并被告知，已经给各个班配备好了助理员。记不起来我这个班是配备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其中一位是张福山同志。张福山后来与我多次共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是农业经济系的教学骨干，直至逝世。我们这个班男生住宿的地方，是一间（也许是两三间）已经腾空的大厅房。几个班女生的住处统一安排。只记得我们班男生住宿的厅房要自己打扫，床铺是双人床，要找后勤联系，设法搬来。当时在这里管后勤的是华北学院留下来的一位管事的人，记得是地下共产党员，姓魏，很干练。要床，要洒扫工具，要文具等，都找他联系。他后来到人民大学的后勤部门工作。

可能当晚，我和助理员就开始打扫男生宿舍的大厅，第二天是拉床铺。是否有人帮忙，想不起来了，不过我和助理员都是真正的劳动力则记忆极深。同时，根据得到的本班入学新生名单（名单包括极其简要的事项，如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目等）划分小组，并确定临时小组长。记得，许多具体的细节，如各小组在大厅里占哪几个床位，我们也事先作了具体安排。

也就是在我到的第二天，学校伙食班的人员早早来到华北学院。当时的大专学校都有伙房，为学生包伙，但一般只有部分学生包伙，伙房规模较小。现在要保证所有的学生吃饭，必须争分夺秒开辟新伙房，盘砌新的炉灶。可能是在原来女生宿舍附近施工，事先沟通不够，还在宿舍里没有搬走的原华北学院的女生，其中有地下党员，向上反映，华北大学的人粗鲁、蛮横，侵犯了她们的权利。类似的矛盾好像频频发生，但都能很快地解决。那时的人们似乎没有功夫扯皮。

大概就是我到的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新生报到入学，伙房准时供应饭食。

开始一两天，主要是使同学安顿下来。第一项活动大概是宣布作息时间和简单的生活纪律。上百人住在一间大厅房里，没有类似军旅的严明作息纪律，相互干扰，那将无法生活。对于生活习惯散漫的知识青年来说，这其实是极为重要的第一课。第一次小组会的内容主要是同学们彼此相互介绍，然后选出正式的小组长，这也是过集体生活所必须开始体验的环节。教师尚未到位，课程如何进行尚无计划安排，那我们就自己安排“讨论”，如座谈开始接触新学习生活的感想，如座谈时局、形势，等等。这也是同学们自己掌握小组学习讨论方式的试探阶段。如此这般，开始几天过得还是非常紧张的。记得我这个班主任要参加同学的活动，要听小组长的汇报，要主持班干部们对这一天的活动进行总结，然后根据班干部研究的要点，在晚上向全班同学讲话。同时也要接待学校、学院下来的同志。总的印象，上级对我们非常放手，让我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开始几天，自己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没有多大问题，但正式的教学，那必须学校、学院统一布置。正当我们向上级催促正式教学安排时，上级却传达下来：第一批在北平入学中的2000名同学，要立即拉到正定。原因极为简单，第二批招生又要立即开始，如果第一批里的2000人不从北平转移到正定，即将录取的第二批新生就不能入学。这个情况无法隐瞒，但学校强调，要努力宣传去正定学习的好处，以减轻同学的抵触情绪。不仅同学有抵触情绪，我们班干部也有——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努力，又得重新开始。不过，现实的矛盾不能回避。于是我们努力向同学们讲，正定是华北大学建校的所在，环境安静，更有利于学习和思想改造；不久前老校友就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并走上革命岗位的。思想工作出奇的顺利。也许是那时的大局势，使得人们对于搬迁转移有较强的心理准备。其中有一点是突出的：在学生们的脑海里，正定就是“老”解放区，去正定，简直是机会难得。也只是一两天时间，做好了动员工作。同时，有些具体准备工作，如与铁路部门交涉（那时从北平去正定火车已经可以通行），如安排临时一天的假期，让同学回家通报，等等。4月初，2000名同学即浩浩荡荡移师南下。

仅仅之前不几天，华北大学校部开始向北平搬迁，是全校都要迁往北平的安排。也可能就是在这一两天期间，发现正定校址还必须利用，于是立即决定留下一小批人，组织班子，按接待2000名同学的要求进行准备，并把正定校址定名为“华北大学正定分校”。留下的班子工作效率极高，当2000名新同学到达时，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停停当当。印象最深的是，到达时正赶上饭口，热腾腾的饭菜已经做好。同样的伙食供应标准，但质量明显好于华北学院，同学赞不绝口：老校区的工作水平就是不一样！这使大队人马很快地安顿下来。

不久，知道第二批几千名同学在北平报到入学。同时，还在天津临时建立分校，以容纳大量招收进来的新生。正是这些机动的措施，使得华北大学在这一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向全国输送了一万多名青年干部队伍。

到了正定分校，对政治班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调整。我在1946年进入华北联大时，那时有政治2班，后来有政治3班、4班，每个班二百人左右，设班主任一人，助理员两三人。班是独立性相当强的基层单位。以后到束鹿、到正定，政治学院主要办政治班，政治班成为华北联大核心的办学部分。当华北大学成立后，由于新生大量涌来，以至十几个政治班同时并存。为了便于领导，曾在政治学院与班之间设置区队，每个区队管辖几个班。不过班仍是主要的基层单位。我在华北学院接收新生时，就是延续这样的组织形式，成为一个班的班主任。在向正定分校转移的同时，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调整：取消班的组织形式，加强区队，使区队成为基本的基层单位。每个区队1000名学生；区队下设10个队，每队100名学生，队的独立活动权限较小。区队设区队长一人，区队助理两人，分管教学和组织，助理下设干事做助手；队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一或两人。到达正定分校的2000名同学编为第三、第四两个区队。

到正定，我被分配到第三区队做区队助理。区队长是徐靖，老熟人。后来又先后在新四区队和第十一区队做区队助理。在第三区队时，另一位区队助理是白波，我与他在这一段的合作状况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新四区队的队长是铁华，另一位区队助理是赵国栋。赵国栋同志不久调北京大学。近几年在一年一度的校友聚会上我们都曾晤面。十一区队的区队长想不起是哪一位了，另外两位助理是戴卓和徐植，他们均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前些年先后去世。

近些年来，有时竟然想不起我这个助理是分工管什么的。在一次老校友聚会的时候，有的同志记得我是分管“组织”。于是逐渐想起，在整个分校期间，我就是分管党团活动，分管发展团员、党员，分管考察同学的历史，分管为每一个同学建立个人档案（按人事管理制度，个人档案在分配时要送达接收同学的单位，并在之后的岁月里，伴随个人的工作调动而转移），以及负责保卫，等等。

回忆起有两件具体的事，颇能说明我那时的具体工作情况。

其一，记不起是哪个队，队长的名字是丁华，山东人，积极热情。一天晚上兴冲冲地跑到我的屋里来，把一支手枪放在我的桌上，说近些天来，同学们思想进步很快，有一个同学，一直靠近组织，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已经入团，是团员，不承想交出一把手枪并检讨自己欺骗了组织。丁华认为，这名学生交代的思想转变过程是真实的，应该肯定、鼓励。我具体讲了些什么，记不起了。那时，学生上交枪支的案例不算很多，但也不止一起，我们的处理原则，是肯定其学习进步，肯定上交枪支的行为，同时安抚他们安心学习。对于这个同学的处理，也会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只是在组织处理上，记起我曾决定暂停他的团组织生活。但汇报到分校主管党团工作的同志时，他们认为，应该不作任何组织处理。不管怎么样，有关的同志都认为这个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没有料到，过了几天，丁华在一个晚上跑来，又把一支手枪放在我的桌上。上次兴冲冲的劲头一点也没有了，神情相当疲惫，相当沮丧，说还是那个同学，今天又交出一支枪。他一方面嘟嘟囔囔，大家的行装都很简单，怎么能藏住两支枪，一方面反复检讨，痛恨自己思想麻痹，竟然认定那个同学交第一支枪时已经彻底说了实话。记得我这次倒是没有慌乱，一再鼓励他提起精神，提振信心，把队上的工作做好；并肯定，收了两支枪，终归是成绩。两支，一是驳壳枪一是撸子，哪支先交，哪支后交，记不得了。丁华同志后来在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中年早逝，已经无法凑在一起共同回忆这桩往事了。

其二，是一位队长或副队长级别的同志入党的问题。这位同志应该是1948年秋冬在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留校的。他的家庭是农村地主，在土改中受到严重冲击，这使得他在思想里打下了一个沉痛的结——在情感上对共产党非常不满。但是当时的思潮及大形势，又使他在理性上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进入了解放区，并成为共产党的华北大学政治学院的干部。在正定分校，他的工作就是天天面对同学做思想工作，其中也包括解决在同学中间相当普遍存在的有关土地改革的种种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一是大方向，一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乃至政策方针的偏差，应该摆正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这样，他逐渐解开了自己思想里的结，并认定自己应把握大方向，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找我谈心，袒露自己的思想变化，并提出入党申请。这位同志是西北汉子，有些固执，但率直坦诚。听其言，观其行，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信，于是我积极介绍他入党。支部一级的党组织讨论通过了，但分校一级的党组织没有批准。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可能工作没有做到家，使得这位同志被关在党的大门之外。这使我纠结许久。这位同志后来也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多年，后来的发展状况记不起来了。

还回忆起那一段时间，有一位同志，在工作接触中，给我的帮助，对我的教育，深深铭刻在心，终生难忘。而我与他的接触全都涉及组织工作。这是一位在分校机关具体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姓李，名字记不起来了，年龄较大，农民出身，抗日战争中参加工作，那时常年以乡下郎中的身份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我与他在工作上的接触主要是对同学的政治考察：我写的对同学的政治考察意见他都要一一进行审阅。他的文化底子可能来自乡村私塾，不很高，书写比较缓慢，但他对我所写材料的修订、否定，总使我非常佩服：他删去的，往往使我认识到，确实是无用的华丽辞藻；他作的修改，则往往使表述的准确性增强。经过他的推敲，把我的原稿压缩一半或者更多是常有的事。但更多的时候是提出疑问，问我所作的判断（比如，该生可能是反动党团组织里的积极活动分子等）根据何在。他常常强调，即使是疑问，也要有提出怀疑的根据。他常说，档案关系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根据不足的、想当然的材料塞进档案容易，要想撤出来则极难，所以写材料必须慎之又慎。他的这些分量极重的话使我慢慢体会到，做组织工作最应具有的是：严肃认真的品德和对每一个人都要高度负责的态度。特别是他的怀疑也要有根据的提法，使我多少体会了什么是脚踏实地的基本准则。年轻时，自恃有些才华，之所以能听得进“乡下郎中”的教诲，那应该是他不是以教诲者、以革命老前辈的身份自居，而是以朴实无华、认真负责的态度讨论研究工作，使我从内心产生敬重。1950年进入人民大学之后，我再也没有从事过组织工作。但他那细雨润无声的引导，好像润透到方方面面，使我毕生受益。正定分校结束后他去了哪里回忆不起来了。

正定分校，最初是4月初从北平来的两个区队，后来又建立了几个区队。查对校史有关资料，是又建立了十、十一、十二3个区队。依然主要是来自平津招收的新生。同时还有在石家庄地区招收的一部分学生，大多是初中毕业生，年龄偏小。整个分校的培训工作，在11月结束。12月上旬，分校人员回到北京——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北平恢复了北京的称号。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胡晓涛、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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